导读

高管人员的自利可能有害于组织的生计和更广泛社会的福利，但对“高管的贪婪行为影响利益相关者”这一事实缺乏系统性证据。本文探讨了CEO贪婪如何影响企业对CSR态度，以及这又如何影响企业抵御系统性冲击的能力。

原文：Miha Sajko, Christophe Boone, Tine Buyl. 2021. CEO Gre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o Systemic Shock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47 (4): 957-992.

一、研究问题

奥巴马在2009年对通用汽车公司员工的讲话中提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毁灭性后果，并谴责了该公司“重视财富胜于工作，自私胜于牺牲，贪婪胜于责任”的态度。学术界与奥巴马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高管人员的贪婪可能有害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Haynes et al.，2015；Haynes et al.，2015；Wang&Murnighan，2011）。贪婪是“追求过多或非凡的物质财富”（Haynes et al.，2017），是一种个人层面的动机，其特征是极端形式的自利行为和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忽视（Haynes et al.，2015）。尽管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高管贪婪的灾难性后果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证实这一灾难性后果的经验证据仍然不足。诚然，部分管理学学者初步探讨了CEO贪婪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影响股票回报率（Haynes et al.，2017），但CEO贪婪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和组织长期利益，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Smith（1776）的观点，自利为高管在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决策的动机。尽管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同（Hirschman，1977），但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自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Declerck&Boone，2016；Haynes et al.，2015）。而贪婪被定义为“对个人财富的过度欲望”（Wang&Murnighan，2011），是自利的极端情况（Haynes et al.，2017）。一般来说，自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带来正外部性，但贪婪却并非如此。自利是一个中性概念，但贪婪带有明显的道德倾向（Posner，2003）。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贪婪以牺牲他人福祉为代价而追求自身利益，这在多数情况下有违道德（Posner，2003）。因此，贪婪的CEO在进行决策时，会将自身利益置于利益相关者利益之上，并更注重短期利益，二者都会对公司CSR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并且，CEO的贪婪和公司的CSR水平都会对公司应对系统性冲击的能力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如下问题进行了检验：CEO贪婪是否降低CSR水平？现金激励和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二者关系？在系统性冲击到来时，CEO贪婪和CSR水平如何影响公司应对冲击的能力？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本文检验了CEO贪婪是否降低CSR水平，以及现金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本文分别就冲击后公司股价下跌幅度和公司从冲击恢复时间，检验了CEO贪婪和CSR水平的影响。本文使用KLD评分衡量CSR水平，使用CEO未分类薪酬市值、薪酬最高两位高管薪酬比和CEO预期薪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衡量贪婪，使用奖金年价值与CEO薪酬总价值比率衡量现金激励，使用限制性股票年价值与CEO薪酬总价值比率衡量股权激励。本文外生冲击选择雷曼兄弟倒台和AIG受美联储援助的时间，即2008年9月17日，并监控金融危机前股票收盘价与该股票在12个月内达到的最低收盘价之间的绝对百分比变化，以及冲击后36个月内企业在时间t股价恢复的概率，作为衡量企业应对系统性冲击能力的代理变量。

控制变量方面，第一部分控制了年度、行业、往年CSR水平、SIZE、销售额、ROA、市账比、营业外收入、LEV、研发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独董比例、CEO薪酬、入职前任期合计、任期、两职合一、政治倾向（民主党）等；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司年龄、无形资产、经营效率（销售额占总资产的比率）、资本强度（资本支出占总资产的比率）、冲击前股价（2008年9月16日收盘价）；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增加了ROA增长、公司规模增长、无形资产增长。

三、研究结果

第一部分研究了CEO贪婪对CSR水平的影响，以及现金激励和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从表2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CSR水平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CEO贪婪降低了企业CSR水平；在CEO薪酬结构中现金激励比例更高时，CEO贪婪对企业CSR水平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而股权激励比例更高时，CEO贪婪对企业CSR水平的负向作用不显著。

第二部分从公司股价下跌幅度入手，研究了CEO贪婪和CSR水平对公司系统性冲击应对能力的影响。从表5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公司股价下跌幅度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但CEO贪婪和CSR水平对股价下跌幅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部分从公司股价恢复时间入手，研究了CEO贪婪和CSR水平对公司系统性冲击应对能力的影响。从表5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股价恢复时间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CEO贪婪对股价恢复时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CSR水平对股价恢复时间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如更换回归变量、更换变量模型和更换回归模型等，结果均与各部分主回归保持一致性。

四、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CEO贪婪会降低CSR水平，但未发现CEO贪婪与股权激励存在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尽管贪婪CEO对长期的薪酬安排更敏感，但这可能表现为采用CSR以外的长期战略，如增加研发投资或资本支出。

总体而言，CSR有助于提升公司应对公司系统性冲击的能力。但本文未发现CSR水平或CEO贪婪影响金融危机后股价下跌幅度的证据。可能的原因是，突发的经济崩溃非常严重，以至于到了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仍难以挽回的程度；在这种极端危机时期，资本市场参与者行为不一定受到理性驱动，而是受情绪等因素驱动；但长期来看，CEO动机和CSR水平仍然具有影响。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从“贪婪”这一新颖概念入手，补充了CEO行为驱动因素的文献；基于组织应对系统性冲击的能力，本文补充了组织弹性相关文献；由于本文研究基于CEO特征，本文补充了高阶梯队理论相关文献；本文对实践亦有指导作用，如CEO贪婪需要限制，公司应合理设计薪酬制度等。

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由于工作量等原因，本文未控制CEO自恋和自负，而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衡量CEO贪婪使用的超额报酬可能不仅是贪婪的结果，CEO权力、自由裁量权或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有可能使CEO获取超额薪酬；未探讨CEO贪婪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结论的得出依赖有效市场假说，这可能会引起读者研究结论在可靠性方面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