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公司如何利用慈善基金会跨国捐赠来进行公司“外交”？本期推文借剖析制度环境与公司慈善基金会跨国捐赠的关系，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答。

原文：Hornstein A S, Zhao M. Reaching through the fo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ross‐border giving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10): 2666-2690.

一、研究背景

大量文献研究了公司慈善捐赠的动机和绩效影响，认为慈善捐赠可提高客户忠诚度、增加公司收入、降低公司系统性风险，在公司困难时期提供保险作用等（Godfrey，2005；Godfrey等，2009；Lev等，2010）。但已有研究的理论和实证重点主要集中于公司层面，较少关注公司内部的慈善捐赠分配决策。现今，越来越多公司进行跨国捐赠，凸显了公司内部慈善捐赠分配的重要性。

本文考察跨国公司对慈善捐赠的跨国分配，侧重于探讨慈善捐赠与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以理解慈善捐赠在公司战略和公司外交（corporate diplomacy）中的作用。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需要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由于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所面临的过程、时间和金钱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常调整其战略以应对当地经营环境。在美国，公司设立的慈善基金会是独立的非营利实体，但它们依靠营利性公司获得财务支持，且许多慈善基金会的领导团队中有公司高管。因此，公司慈善基金会的捐赠行为可能与公司商业战略有关。根据已有研究，慈善捐赠可使公司在缺乏透明度、信任和监管可预测性的环境中获得社会政治合法性（Henisz，2014）。因此，当子公司所在国（东道国）制度环境薄弱，或克服制度环境压力对公司的当地子公司运营尤其重要时（在东道国新设立子公司、子公司主要进行营销和供应链管理等外向型活动时），预期公司慈善基金会在该国会有更多的捐赠。

二、研究问题

公司如何通过慈善基金会跨国捐赠来进行公司“外交”？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Foundation Center’s grant database获取1993-2008美国公司慈善基金会的跨国捐赠数据。制度环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database。公司数据来自LexisNexis数据库，国家特征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为排除异常样本，限定样本中受捐赠的国家（东道国）在本文的16年样本期至少受到五次捐赠。限定样本中受捐赠的国家（东道国）每年受到至少两家公司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最终样本是1993-2008年，208家美国公司慈善基金会对158个国家的捐赠。

2.关键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total giving：公司慈善基金会在一年内向东道国捐赠的总金额取对数（基金会-国家-年度层面）。其中又分为：通过当地机构直接捐赠金额（direct local giving）和通过国际组织间接捐赠金额（intermediated giving）。

（2）解释变量

WGI：代表国家制度环境，包含法治（RL）和腐败控制（CC），值越大表明制度环境越薄弱；

new entry：虚拟变量，表示总公司在过去五年内是否在东道国建立了新的子公司；

external orientation：子公司披露的负责外向型活动（营销、外联、供应链管理）的高管数量。由于每个子公司只披露个别高管，因此认为这些高管代表子公司最重要的功能。

四、研究结果

首先，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公司慈善基金会捐赠的关系。Table 2的结果显示，WGI与total giving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慈善基金会在制度环境薄弱的国家捐赠更多。这表明，公司可能会利用基金会捐赠来应对东道国不透明的商业环境，为其当地子公司获得经营合法性。

接着，检验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制度环境压力与公司慈善基金会捐赠的关系。当公司在东道国新设立子公司，则获得在当地经营的合法性的需求更高，即面临的制度环境压力更大；当子公司在东道国主要进行营销、外联、供应链管理等外向型活动，则获得当地利益相关者认可的需求更高，面临的制度环境压力也更大。Table 2的结果显示，new entry与total giving正相关，但不显著；external orientation与total giving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相符。

接着，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公司面临的制度环境压力的交互作用。新设立的子公司和以外向型活动为主的子公司在东道国制度环境薄弱的情况下，获得当地经营合法性的需求更强，因此慈善捐赠的“外交”作用可能更大。Table 3的结果显示，new entry与WGI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external orientation和WGI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最后，检验慈善基金会捐赠的途径，即公司是直接向东道国当地机构捐赠还是通过红十字会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提供捐赠。构建一个新的被解释变量：每个基金会-国家-年度捐赠额中直接通过当地机构进行捐赠的比例，将其与制度环境变量回归。Table 4的结果表明，当制度环境薄弱时，公司慈善基金会更可能通过国际组织进行捐赠。

五、研究结论

公司外交和社会经营许可对于跨国公司在各种制度环境下的经营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公司慈善基金会跨国捐赠的视角来研究公司“外交”，研究发现，公司慈善基金会在制度环境较为薄弱的国家捐赠更多，且制度环境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在公司新设立子公司、更多进行外向型活动时更强。这些结果表明，公司慈善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公司“外交”活动，帮助公司适应当地的商业环境。